2005年4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时，温家宝总理对我国钢铁行业未来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他强调，钢铁行业要坚持3个“重在”和实现1个“根本转变”。这3个“重在”和1个“根本转变”是钢铁行业在贯彻落实《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基于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当基于以下的战略选择。

　　1．走科学创新之路。利用全球技术进行自主创新、集成创新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弱，根据IMD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入关键阶段之际，根据特定的国情和需求，我国政府提出，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未来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目标是应当成为新兴创新者(Emerging Innovator)。

　　对于中国钢铁行业来说，目前的阶段性过剩也将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和装备技术的改进，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而产业升级的关键就是要加快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未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技术创新项目的技术转化和推广提供实际支持。

　　2．走绿色发展之路，从“黑色冶金”转向“绿色冶金”

　　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体和制造业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尤其是对土地、水资源、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品的需求压力尤为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都不同程度地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同时又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承受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纵观已经或者大体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是靠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其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独辟蹊径，寻求绿色发展之路。

　　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行业政策的角度讲，钢铁行业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这样，钢铁行业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实现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化石燃料是不可回收的，但钢、铜、铝等几百种材料都是可以回收的。在一次能源和一次矿物资源愈来愈紧缺的今天，提高原材料和工业、生活废料的循环利用水平，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必然选择。

　　3．走对外开放之路。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既促进了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人员在全球市场的流动，充分利用了全球的资源，也充分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自己的发展，成为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增长的成功范例。中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秘诀就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高增长。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竞争机制，没有激烈竞争就不可能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更要确立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性发展思路，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提高驾驭经济的能力。

　　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又是资源小国，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范围利用世界资源的范围越来越大时，我们不要自我限制，应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知识、国际人才的能力，在更大的国际空间中来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助于地区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中国钢铁行业未来的发展，首先应当将外贸进出口与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培育自主研发能力结合起来；支持和扩大钢材产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的同时组织好国内急需和短缺的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其次，着力提高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鼓勋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地区总部和先进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境外投资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巩固和发展多边、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4．充分利用中国崛起后的全球影响与作用

　　10年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贸易规模，都不能同日而语。199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只有5．5％，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35％，到2004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也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00年到2004年，中国占世界新增GDP的26％，占世界新增贸易量的12．6％。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既是中国钢铁发展的大背景，也是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与10年前的宏观调控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不仅对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周边国家、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既有可能产生正面影响和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和负外部性。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之间的互动和互相制约迫使我们不仅要从本国利益问题来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左邻右舍、亚洲地区稳定安全乃至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增长，投资增长与全球性问题(如环保问题)制定与国际间相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未来中国也应当成为国际经济和钢铁行业的“稳定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日益开放的环境和条件下，最重要的就是发挥了3大优势的作用，即：全面发挥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积极创造竞争优势(现在看来我们可以在彩电、冰箱、IT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如果可以通过开放，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将现代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技能进行有效扩散，总结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挥三大优势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全球化、尽快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发展路径，同时也是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必要途径。

　　“十一五”规划将由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指标组成。胡鞍钢对记者说，“十一五”期间以公共服务指标、政府责任指标为主的政绩观将会逐步形成。

　　胡鞍钢同时说，人类经历了三次经济全球化。1870-1913、1950-1973两次全球化中国没有赶上。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将创造第三次世界黄金时期。这次经济全球化中国是参与者，并逐渐成为主导者和推动者。这一时期也许是从1980年到2020年，也有可能是从1990年到2020年，人们将看到世界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提高，将看到全球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人均GDP增长率，将看到全球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国内投资增长率等现象。

　　胡鞍钢认为，“十一五”以后，中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的时代、全面改革的时代和全面创新的时代。就“十一五”期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胡鞍钢认为应该是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其中，首要的应该是观念创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贸易特别是进口规模的扩大，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就业规模效应。胡鞍钢说，2001-2005年中国累计进口额将逾2万亿美元，相当于为别国创造了4千万个就业岗位。从2006年起的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的年均进口额将达8千亿美元，5年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可能为他国创造8千万个就业岗位。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将突破1.4万亿美元，其中进口近7千亿美元。据有关方面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贸易总量可能达2.5-2.8万亿美元。

　　胡鞍钢指出，中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事实上，中美贸易不平衡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近3亿的消费者。过去10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数千亿美元。

　　“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走内、外需并重的发展道路。胡鞍钢认为，中国今后利用外需既要促进出口增长，更要注重进口增长，特别是鼓励各类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购买和配置优势资源和紧缺资源，特别是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原材料、高技术产品、先进设备，帮助企业利用国际金融、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资源。

　　胡鞍钢说，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大国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中国也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继续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开放中国市场，就会发展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顾钱江 高丽）

　胡鞍钢认为，目前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具有了不少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其主要标志是：2001年以来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进入新的高增长周期；第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中国目前的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

　　第二，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变动和多元化。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十五”前四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大大高于1978年-2000年年均0.8个百分点的速度，表明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后中国城镇总人口还会进一步大幅度增长。

　　第三，中国信息产业加速大发展，不断向信息社会转型。1998年以来，中国的信息产业进入超高速增长时期，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消费国和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使用国，在2010年之前，可能会跃居第一位。同时，中国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

　　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带动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和加速发展。“十五”期间中国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高速增长，是历次五年计划增长最快、幅度最大的时期，也不同程度超过“十五”计划的预期目标。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迅速积累将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第五，各类新兴消费增长点迅速增长。1990年-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年-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胡鞍钢认为，从国际背景来看，对于中国充分利用外需也有很多有利条件。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全球化是最大的战略性机遇。这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环境，大大化解了中国的资源矛盾，当然也加剧了国际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目前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产业大转移，产业大分工，产业大调整，产业大洗牌。这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机遇，也是最大的发挥机会。

　　第二个有利条件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是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

　　第三个有利条件是，中国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中国总体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3年的70.1%，提高了60个百分点，开放程度已居世界大国之首。“十五”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吸收外资总量最多的时期，吸收外资连续居世界前列。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对中国的需求、影响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突出反映在欧、美、日三大世界市场的份额，特别是中国在美国先进技术产品进口市场份额不断上升。欧、美、日三大市场既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国在三大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美国从中国进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加技术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快速转型，反映了中国各类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增加值也在不断提高。

　　第五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其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对世界的广泛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其经济规模和快速增长，而且源于它对全球经济的开放。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构成相互影响，中国经济高增长会明显地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只有淡化经济增长指标，同时强化政府责任指标，中国在未来５年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胡鞍钢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胡鞍钢说，中国已经提出到２０１０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率达到７．２％即可。但是据他了解，目前许多省份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经济增长指标都大大高于８％，而省以下地区的目标则更高。

　　“这种经济增长率层层加码现象值得警惕，”胡鞍钢说，“为防止‘十一五’期间各地经济‘大干快上’，我建议省以下地区不要再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胡鞍钢在最近完成的专题报告中提出了“十一五”规划目标体系，包括７大类６３个指标。其中有３０个约束性指标，１６个指导性指标，１７个预测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也就是政府责任指标，”胡鞍钢说，它是指政府在规划期内必须实现和完成的主要目标，既要体现政府的政治承诺，又要体现政府需要履行的主要职能，并通过有效动员和利用公共资源投入来加以实现。

　　胡鞍钢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耕地面积保有量，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刑事案件发案率，城镇失业保险覆盖人数，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等。

　　“以约束性指标为主，突出反映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他说。

　　人们注意到，最近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表示，要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等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明确资源环境节约和环境保护责任。

　　关于“十一五”规划目标体系中的其他两类指标，胡鞍钢解释说，“预测性指标”主要是基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城市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性指标；“指导性指标”介于约束性和预测性指标之间，强调了政府为市场活动主体创造宏观环境的经济调节职能、保证微观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管职能。